时风集团网上办公一座城丨海德堡的传奇:寻找马克斯·韦伯(下) 丨一个人-勤而行之传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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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城丨海德堡的传奇:寻找马克斯·韦伯(下) 丨一个人-勤而行之传习社
马克斯·韦伯

视线最后落到左手边,人流熙熙攘攘的主街。鳞次栉比的小餐厅和咖啡馆门外已经撑出阳伞,排好桌椅,烤香肠和现磨咖啡的香气远远飘散过来蒙托克计划,伴着玻璃酒杯叮咚碰撞和人们欢笑谈论的声音。前一天,海德堡市旅游局的导游已向我介绍过街角那家据说只要往橱窗里面看一眼体重就会增加的甜品店,假若韦伯再世,有过一小时内连吞8块小蛋糕纪录——那可是德国尺寸的“小”蛋糕!——的他想必会喜欢上那里。然后,素来不掩饰对杯中之物的贪好的他谅必也不会拒绝顺着主街走上一段,到正对着老桥的斯坦街上的费特尔酒坊(Brauhaus Vetter),喝一杯号称是全世界最烈、酒精含量高达33%的啤酒。
…………
这样做的时候,我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与当年韦伯经历的不一样。即便没有外力强加的破坏和毁灭,作为生命体的城市自有其新陈代谢的规律。韦伯站在狮子泉下的时候,天空上不会有飞机掠过的白色尾迹,远处不会传来跑车急速刹车的声响,我眼前绝大多数的建筑都不存在,店铺里没有今天这么明亮,街上的行人没有这么多,他们穿的衣服虽然质地粗糙但比现在正式庄重,他们关心和谈论的事情,和我在报纸和书本里读到的也许完全不同。
但最大的差异还在于,当我站在这里的时候,我已经知道,在1882年之后的岁月里,等待着少年韦伯的将是些什么,而他却对此一无所知。我试图在这个他生活过多年的城市追寻他的脚步,但大脑奔跑的速度远比双脚快得多,忍不住一直向前穿越。
当一个头顶兄弟会标志性彩色小帽、斜佩绶带的老者与我擦肩而过的时候,我的眼前自然而然地浮现出那个到海德堡没多久便兴致勃勃加入“阿勒曼人”(Alemannia)兄弟会的韦伯的样子。他的头上戴着“阿勒曼人”标志的红色小帽,穿着现在看来隆重得有点夸张的制服卢晓芸。他每周参加两次兄弟会的拼酒大会,一群人比赛谁能在最短的时间内喝下最多啤酒掣肘怎么读。他热心于兄弟会之间的决斗,脸上因此留下了一道长长的伤疤。他和朋友们大吃大喝,结果是开支远远超过父亲每月给的津贴,只好到处赊账借钱。

海德堡大学老楼的礼堂,学校举办庆典以及重大仪式的场所
我知道,在海德堡只不过短短一年时间,刚来时那个又高又瘦、“像个候补肺结核病人”似的文弱少年便迅速发胖,变成一个膀大腰圆的壮汉,并终生保持这一魁伟体形。我还知道,当他的母亲海伦妮·韦伯第一次见到变化如此巨大的儿子时,吃惊地狠狠打了他一个耳光。但我也知道,36年后,经历了惨痛的“一战”和德国“十一月革命”后,韦伯发表宣言脱离兄弟会,并谴责这种将人们聚集在一起从而认为自己属于某种特殊团体,崇尚武力和好勇斗狠之风的传统。他宣称,在一个现代的民主社会中,兄弟会已然过时,必须加以反对和批判。
后来那个哲人和学者的形象为少年韦伯的脸上增加了不属于那个年龄的深思熟虑,并似乎赋予年少轻狂以某种正当性。他那时真的是这个样子的吗?我不知道。很可能不是。
文学作品中欧洲古典大学的学生生活总是呈现一幅鸡飞狗跳的荒唐景象。视频网站上可以很容易找到一部以海德堡大学为背景的名为《学生王子》(The Student Prince)的美国电影。光看电影里的描述,你会以为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全部生活只是饮酒狂欢、唱歌跳舞、牵猫逗狗、日夜游荡,这群衣着华丽的纨绔子弟把心思都花在和城里的姑娘谈情说爱上,要不然,便是在兄弟会的公共大厅里为一点鸡毛蒜皮的破事挥剑决斗,然后在酒馆里彼此炫耀脸上血淋淋的伤口。
就在老大学楼后面的奥古斯丁巷里,一个小小的入口通向海德堡最著名的旅游景点“学生监狱”(Karzer)。由于历史上欧洲大学拥有治外法权,如果学生触犯了市政管理规定,只能由学校加以惩治。在海德堡,从1712到1914年,违纪学生会在这里关上数天到几个星期的禁闭——但他们可以外出上课,外面的朋友也能送饭进来。学生监狱的墙壁上满是各种涂鸦、打油诗和签名,显然,对于关在里面的学生,这种惩罚并无伤荣誉,甚至是可以夸耀的事。如果你感兴趣,可以到大学广场上的小书店里花9欧元买一本马克·吐温的《海外浪游记》(ATrampAbroad),里面有大段关于学监面对违规学生时无可奈何场景的戏谑描写。
可是,就是这些荒唐游荡的学生,一旦从大学毕业,便好像被施了魔法一般,立即变身为浮士德博士式的勤勉、睿智、严谨的学者。当时的主流叙述里,教授和学者是一群一生正直尽责,“只会在节假日里才生病,连死都不死在工作日里”的学术圣徒。如此强烈的反差,令人怀疑,两者的不可信程度几乎不分轩轾。

海德堡大学哲学系的讨论课。哲学最核心的训练是在这样的讨论课上以文本精读的形式完成
毫无疑问,一所成立于600年前的大学与我们今天所谈论的大学是两回事。1878年,马克·吐温来到海德堡那年,海德堡大学总共只有750名学生,70名教授。时至今日,海德堡大学的学生总数已超3万人,而且以每年3%的速度迅速增长。“事实上,在马克斯·韦伯的那个年代,甚至一直到‘二战’刚结束的那段时间里,德国大学所奉行的是精英主义教育传统,适龄人群中只有5.6%的人选择到大学学习,这些人绝非来自劳动阶级。而今天,德国适龄人群中进入大学学习的人超过40%,其他国家的比例可能还要高。大学已经变成大众教育。”施鲁赫特教授接受采访时对我说。他特意强调,这种大众和精英的划分并不是以钱来衡量的,更重要的是家庭的教育背景和知识素养。
以韦伯为例,他的父亲,老马克斯·韦伯当时是柏林政治上颇具影响力的人物,在他家中举行的日常社交聚会中,汇集着那个时代最重要的政治家、经济学家、外交家、建筑家、文学家、史学家和艺术家。他们所谈论的各种话题,对孩子们的启迪作用不亚于学校里的课程——虽然德国九年制中学的严格和全面教育举世闻名。
9岁的时候,马克斯·韦伯就已经可以用拉丁语阅读、写作和会话;中学时他的阅读书目是斯宾诺莎、叔本华和康德;14岁生日还没过,他已经完成了历史论文《与皇帝和教皇的地位特别有关的德国历史的进程》和《从君士坦丁到民族大迁徙时期的罗马帝国》;进入大学之前,他已熟读荷马、希罗多德、维吉尔、西塞罗、萨卢特斯等经典作家用希腊文和拉丁文写就的名著静雅思听。
施鲁赫特指出,虽然马克斯·韦伯属于少数天才之列,但这种情形在那一代大学学生中却十分普遍。“韦伯大学时代的好友恩内斯特·特勒尔奇,当时活跃在海德堡的其他学者如齐美尔和耶里尼克,他们的博学与高产程度都与韦伯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超过韦伯。这是那个时代大学生和学者的一个共同特征。”正如马克·吐温写到的:“(德国)学生预科毕业时不但受到全面的教育,而且学问扎实。这种教育不是似是而非含混朦胧的,它是烙上的,不会掉……外国学生都绕开这种预科,它的规矩太苛酷了。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在他们整个普通教育上加个尖屋顶。可是德国学生已经有尖屋顶了,所以他们上大学是为了加个某种专业性质的尖塔……大学生活的大量自由正是他们需要、喜爱,并且真正懂得其宝贵价值的东西。”
对于这种精英教育体制下的大学学生,读书学习与斗剑、饮酒和旅游一样,是生活方式的一部分,而不是通向某种生活的先决条件。充裕的家庭背景保证他们可以不受时间尺度的限制,随时思考转换自己的方向,用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才完成毕业论文获得学位,或者,发现自己并不真心喜欢这种学院生涯,转向其他更为实用的职业。在《海德堡岁月》一书中,尼古拉斯·桑巴特(NicolausSombart)曾半开玩笑地开出一张成为知识公民的基本条件列表:
1万本书
3打哲学体系
2000种音乐作品
2万件造型艺术作品
1万条历史数据
5000本传记
20001条自然科学知识
要获取这样的基本知识,大概要花20年的时间,而且不只是记忆技巧的问题,还是如何有效工作的问题。以培养这种知识公民为宗旨的古典学院,与工业革命后帮助青年人做好职业准备的现代大学,根本是两种不同的事物。
然而,当时代开始加速度前进,根植于缓慢优雅的古老社会的精英式教育越来越受到挑战。当周围的世界都已改变,不变的缺陷变成靶子高悬在半空,显得那么触目突出,让人忘了它原本并不是凭空而来,也曾是大地上鲜艳明丽的一株花朵。
1918年底,在《以学术为志业》的著名演讲中,对着慕尼黑大学的学生,一群面对当时仅现轮廓的新的社会和政治秩序、试图寻找未来方向和意义的新一代,马克斯·韦伯冷静地做出这样的陈述:“在本质与外观两方面,旧时大学的构成方式都已成为幻影。”
他是什么时候发现这是个幻影的?这种发现本身穆熙妍,是否就构成了曾经令他痛苦纠结多年的原因的一部分?
韦伯屋:学者的志业
周日下午,齐格豪斯兰德街(Ziegel-hauserLandstrabe)17号先生贵性 ,灰色栅栏门向内敞开着,院子里却静寂无人。顺着扶梯登上二楼,赭红色的铁艺雕花大门紧闭,所有的窗户都垂着百叶帘。
站在阳台上,河对岸的古堡在西晒的阳光下呈现一种火焰的赤彤之色,圣灵教堂的钟声适时响起,婉转悠长。花园里暗香浮动,泉水琤琮。这样岁月静好的时刻适合吟哦诗句,比如歌德当年在海德堡写下的这首诗:
只要我们不丧失自我,
什么样的生活都可容忍;
我们尽可以失去一切,
只要我们依旧是我们。
一个世纪前,几乎就是在与我到达这里时同样的季节,马克斯·韦伯夫妇搬进了这栋原本属于他外祖父的地中海风格的大宅。虽然只是租住,他却平生第一次对身外之物产生了深切的依恋之情。在经历了漫长的几乎看不到尽头何在的病中流放时光后,韦伯撑了下来。在给妻子的信中,他写道:“它(疾病)将生命中人性的一面重新展现在我面前……这是我以前从来想象不到的。我可以借用伯克曼的话说:‘一只冰冷的手使我得到解放。’过去数年,我病态的性情表现在我痉挛地抓住学术研究工作,好像这是一道护身符,但是我却不晓得我要用学术工作祛除什么东西。回顾既往,这已十分明白皇朝太医 ,以后,不管生病或健康,我知道我将再也不是从前那个样子了。我已经不再有需要去感觉到自己被繁重的工作所压倒。现在,我最大的希望,是过一种充满人性的生活,并且尽我所能使我的宝贝快乐。我不认为这样子一来,我的成就会比从前我心中的机械劳动所生产的少。”

海德堡3位重量级科学家:基尔霍夫(左)、罗伯特·本森(中)和亨利·罗斯可爵士
春天到来时,韦伯和玛丽安妮在花园里种下雏菊、丁香、报春花、郁金香、黄杨树和山毛榉,他们一起开辟了一个小菜园,在里面栽上豌豆和蚕豆。韦伯不再那么频繁地外出旅行了,他忙着在花园里侍弄玫瑰,给烟斗藤和枸杞修剪枝蔓,每天都要花上一个多小时的时间。一个美好的初夏,他给母亲写信说:“在一直多云的天空下我们现在拥有了圆满的灿烂春光;夜莺在树丛中歌唱。晚上我们坐在狮泉旁边,沐浴着月光;喝茶的时候和特勒尔奇夫妇坐在一起的一个朋友边拉小提琴边唱——我们非常快乐。”
他又重新能够阅读和写作了时风集团网上办公。在学生及好友埃德加·贾菲(Edgar Jaffe)——艾尔泽·贾菲的丈夫——接手重组的《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Archiv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und Sozialpolitik)杂志上,韦伯发表了许多长达数万字的文章,话题从俄国革命到罗马帝国的衰亡,从美国的新教伦理到中国的老庄。与此同时,他还为《法兰克福报》等报纸撰写时评和政论。《韦伯大全集》的主编施鲁赫特说,韦伯之所以身故后才在全世界范围内为人所认知,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在他生前仅正式出版了一本书,《经济与社会》、《中国的宗教》、《印度的宗教》、《古犹太教》、《支配社会学》等重要著作都是在他去世后由玛丽安妮整理出版的。这些书中的章节系列发表在《社会学和社会政治学文献》杂志上,种种证据显示,韦伯心中早已有了它们被汇编成一本书的布局结构,但他却不愿为自己设定一个必须完成的时间线。
“韦伯不是那种一本接一本按流水线计划出书的人,”施鲁赫特说,“他喜欢同时思考几个问题,想清楚之后才写出来。如果想不清楚,他就会在朋友间的聚会中反复与人谈论这一话题,听取各方面的看法。”
从1910年开始,韦伯的家开始变成一个和当年他父亲在柏林的家一样的“开放屋”。“每天都有一个来访者,至少有一个寻寻觅觅的灵魂。但是通常总会有好几个:孤独的女人和姑娘、前程似锦的学者、多年的老朋友纷纷来到这里。”玛丽安妮在1910年12月的一封信中写道。而在韦伯的笔下,在某个宾客如走马灯般纷纭而至的一天中,从上午10点半到晚上22点,他和朋友们“讨论了整个世界加上3个村庄”。
这便是如今闻名于世的“韦伯圈”。在近10年的时间里,位于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上的韦伯的家成为海德堡学术界和文化界交流的一个中心。访客单上的名字如今大部分已不为人所知,但在那个时代,他们是足以撼动德国政治界、思想界和艺术界的精英。这些人中有日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20世纪20年代最著名的诗人,奠定美国妇科癌症研究格局的医生,以及欧洲最有才华的女钢琴家——事实上,她是韦伯在艾尔泽之外的另一个秘密情人。但为数最多的,还是海德堡大学人文学科的教授及学生。通过这个圈子的放大作用,虽然此时的韦伯已经脱离海德堡大学的教学体系,他对这所学校和这个城市所产生的影响,却达到了巅峰。
1903年10月之后,韦伯与海德堡大学的关系,仅剩下一个名义上的荣誉教授的头衔。他不再拥有教师编制,也失去了在系务大会上的投票权。从1898到1903年,持续的身心疲倦和频频发作的精神崩溃令韦伯无法继续承担教学任务,海德堡大学允许他带薪休假,但这种“领着一份薪水,可是在能够预见的未来却一事无成,同时还感到……只有承担一项天职的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的状况却让韦伯感到痛苦不堪。他数次提出辞职申请,终获通过。虽然求仁得仁,可是这种与自己职业生涯的割裂仍令他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情绪低落。直到1904年美国之行后,韦伯才逐渐恢复过来。

1904年早些时候,韦伯第一次参加了海德堡另外一个著名学术社交圈“伊拉诺斯圈”(EranosCircle)的活动。事实上,虽然时至今日“韦伯圈”是20世纪初最著名的德国学术社交圈,但在那个时代,仅在海德堡范围内,便同时存在多个大大小小的学者圈子,其中规模和影响最大的除了“伊拉诺斯圈”和“韦伯圈”,还有围绕在左翼青年犹太学者斯蒂凡·格奥尔格(StefanGeorge)周围的“格奥尔格圈”。
“这种圈子文化是非常有海德堡特色的一种东西。”施鲁赫特说。那个时代几乎每个欧洲的大城市都有各自文人聚会的场所,“在巴黎或维也纳,地点是咖啡馆,但在海德堡,一定是教授的家”。这或许是因为当时海德堡大学的教授通常都来自充裕的家庭背景,本身的薪金也相当高,几乎人人拥有一栋看得见风景的大宅。韦伯虽然在1903年辞职后经历过一段窘迫的时光,但很快,他和玛丽安妮各自继承的遗产便使两人不再需要为了谋生而外出工作。正因如此,当他在美国纽约看到哥伦比亚大学的一位教授住在“所有房间都很小,盥洗设备和厕所在同一个房间里,不可能举行超过4个来宾的宴会,进城的车程需时一个小时”的郊区住宅里时,才会发出罕有的感叹。
这些圈子各有特色,参加者互有交集,有时也因政见不一相互攻击。伊拉诺斯圈的宗教色彩最浓,最为严肃正式,每月一次的聚会事先定好议题,韦伯对宗教学尤其是新教伦理的兴趣便始于参加这个圈子的活动。不过,伊拉诺斯圈的过于正襟危坐和学术上的不宽容逐渐令韦伯和他的朋友们所不喜。保罗·霍尼希施海姆在韦伯回忆录中记下了一桩趣事:当时伊拉诺斯圈的活动在不同成员的家中轮流进行,有些教授的住处较小,未免显得拥挤宜昌长江中学。聊起此事的时候,韦伯促狭的笑着说,是呀,光是W教授(当时在海德堡执教的德国著名哲学家)和他的气场,就得占两间屋子。至于格奥尔格圈子,虽然韦伯一直与这个圈子中的成员保持着密切的个人关系,但他很少参加圈子中政治色彩浓厚、意见激进的聚会。1910年之后,韦伯夫妇开始在内卡河畔的家中举行周日下午的茶会。这一安排的初衷本来是为了减少韦伯每日频繁接待访客的时间,集中在一天进行,戴景耀但没过多久,便演变为周日的定期聚会上,准备与韦伯继续就某一问题深谈的人可以预订好下周到访的时间,两套体系并行。

罗伯特·本森的铜像。立于海德堡大学心理学院弗里德里希楼前。为了留住他在海德堡任教,巴登州政府曾斥巨资为他建造了当时整个欧洲最好的化学实验室
虽然此刻大门紧闭,但从玛丽安妮·韦伯、雅斯贝尔斯和霍尼希施海姆的叙述中,我却能想象出100年前屋子里的景象。很多的食物,很多的酒,很多的笑声,偶尔有舒缓的钢琴或小提琴作为背景。韦伯坐在大厅里的某个角落,很多时间用于倾听,但也经常站起来就某个话题一口气发表一个多小时的即席演讲。话题有时极其深奥,有时愉悦轻松,但绝大多数天南海北,远远超出学科的界限:瓦格纳的歌剧《特里斯坦与伊索尔德》怎样与德意志的社会状况发生联系,如何从李鸿章日记里窥视中国儒家社会的价值观并由此理解中国的现状和未来……这里只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当有海德堡大学的学生列席时,韦伯总是尽量避免就政治发表意见。“我没有权利在学生面前谈论我的政治主张,因为这样或许会影响到他们自己的主见。”他说。
这样深入而广博的讨论和演讲,与大学里的学术研讨活动及授课有何分别?拿这个问题向施鲁赫特请教,他发出意味深长的微笑:“或许韦伯只是不喜欢那种一定要在每周一上午9点到10点必须谈论某个范围内的某个话题的确定性罢了。这违背他的天性,在他看来,也违背学者的天性。”韦伯最著名的演讲《以学术为志业》,“志业”一词,对应的是德文的“Beruf”,虽然它也可以简单翻译成“职业”,但自从马丁·路德在其著作中为其赋予了“奉神所召去从事某事”的特殊意义,在韦伯用到这个词的时候,含义远远超出了一项可以带来收入的工作的范围。而当面对理性化、效率化、标准化逐渐主导了大学作为学术机构的进步方向时,这种价值的激烈冲突,无可避免。韦伯的幸运在于,在那个传统所带来的确定性开始离析崩散的时刻,在家人和朋友的帮助下,他营造了一种游离于职业之外的现世安稳——虽然,不过短短十数年。可是,这种正视生命中的现实,承认我们其实就是这个愚蠢浅薄的世界的一部分,但努力不让这种愚蠢浅薄左右心灵的努力,不管后果如何,都足以令人幸福。
在海德堡停留期间,我去旁听了几节马克斯·韦伯社会学研究所的课。开设“马克斯·韦伯与尼古拉斯·卢曼研究”这门讨论课的是海德堡大学社会学研究所的尤里希·巴赫曼(UlrichBachmann)博士,一个拥有典型雅利安面容的年轻学者。巴赫曼说一口流利的美国东部口音英语——事实上,他的哥哥便在美国执教。这是一个优势:1999年,“博洛尼亚进程”欧洲高等教育改革方案公布后,越来越多的德国大学开始开设英语课程,力求与美国和英国的教育产业实现充分竞争。想到德国读大学的人不再需要痛苦地先学满800学时或1000学时的德语——忘记提起,内卡河畔的韦伯故居,如今的主人是海德堡大学国际学生中心,主要功能是帮助海德堡大学的国际学生强化德语,通过取得毕业文凭所必需的语言考试。或许是看出我对韦伯的兴趣,巴赫曼提出一个听起来相当诱人的方案——来海德堡读个社会学的硕士,在新的德国大学学制下,可能最多不过一年多的时间。
然后呢?然后我就可以宣称自己继承了韦伯的衣钵,获得某种权威的叙述他的资质?
海德堡之行的最后一日,我再次走进齐格豪斯兰德街17号。绕到背靠“哲学家小径”的房屋后进,隔窗可以看见一楼的教室,一位老师正在向一群肤色不一的学生介绍某个德语学习俱乐部。韦伯和玛丽安妮曾经在书信中多次提到屋后的狮泉,据说,每当韦伯的母亲海伦妮离开这里时,总要喝一口狮泉中的水,以确保自己还会回来。这口泉如今已经干涸,两个狮子头的出水口也已残破。但是,即便那泉中依然有水,我真的会俯身啜饮吗?
每个时代的人都希望回到从前的某个古老年代万华禾香板,但每个人终究都会在生命中的某一刻认识到吕文婉,不管多么努力,我们回不去了的残酷现实。生活如潮,兀自滚滚向前中华民国颂,每个人都被裹挟其中,没有人能够幸免。我在海德堡找到的依然是那个我已经在文字中所熟识的韦伯,但寻找和体验本身赋予叙述以意义。我知道我将走上一条与韦伯完全不同的道路,但那也是同一条道路:我们要去做我们的工作,承担应付属于我们的这个时代所提出的要求。这就是我的立场,我再无旁顾。
(参考书目:“Max Weber:A Biography”,MarianneWeber;“On Max Weber”,Paul Honigsheim;“Max Weber:A Biography”,JoachimRadkau;“Max Weber:AnIntellectual Portrait”,Reinhard Bendix;“The Iron Cage:An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 of Max Weber”鸿业兴园,ArthurMitzman;“The Riseof Western Rationalism:Max Weber's Developmental History”,Wolfgang Schluchter;《韦伯作品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马克斯·韦伯的生平、著述及影响》,法律出版社;《欧洲大学史》,河北大学出版社;“Mark Twain's Guideto Heidelberg”,Werner Pieper。感谢歌德学院冯硕女士、德意志学术交流中心金郁夫先生、海德堡大学图书馆执行馆长莱克·鲍茨怀特女士、海德堡大学档案馆、关山先生在采访过程中的大力协助)
作者丨鲁伊
来源丨三联生活周刊 2011年第38期
公号丨qineed(勤而行之传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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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士聞道 勤而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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